屈原列传写作特色

　　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为楚怀王左徒。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。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。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曰以为‘非我莫能为也。’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“离骚”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，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、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洁，其行廉。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洁，故其称物芳；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。自疏濯淖污泥之中，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屈原既绌。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惠王患之。乃令张仪佯去秦，厚币委质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，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，遂取楚之汉中地。怀王乃悉发国中兵，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魏闻之，袭楚至邓。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怒，不救楚，楚大困。明年，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原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，不及。
其后，诸侯共击楚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唐眜。时秦昭王与楚婚，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，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绝秦欢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赵不内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长子顷襄王立，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。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，而欲反复之，一篇之中，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。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
人君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，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！令尹子兰闻之，大怒。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。顷襄王怒而迁之。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皆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皆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？何故怀瑾握瑜，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。又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之温蠖乎？”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于是怀石，遂自投汨罗以死。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。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，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。过湘水，投书以吊屈原。
太史公曰：“余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过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！读《鵩鸟赋》，同死生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”

　　和从《史记》中选入中学课本的其它几篇人物传记（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鸿门宴》、《信陵君窃符求赵》、《毛遂自荐》、《陈涉世家》）相比，本文的特色是：

　　选材上，《屈原列传》不具备曲折、生动、完整的故事情节，而是根据文献记载，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；

　　写法上，记叙和议论相结合。全文四个部分都有“传”有“评”，因“传”而“评”，以“评”点“传”。议论方式各不相同，第一部分为评介式，第二部分为结语式，第三部分为陈述式，第四部分为比照式。

　　语言上，本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，叙中有情、倾向鲜明；议中有情、直抒胸臆。作者运用对偶、对比、排比、反复、比喻等修辞手法，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。

　　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：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；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。

　　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。屈原是楚国的贵族。当时，秦国兵力最强。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，是可以抵抗强秦的，因为楚国疆土最大，齐国财力最富，而且楚、齐从亲，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。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，并且修明内政，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。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、秦的关系，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。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，齐、楚从亲，秦国不敢侵犯。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，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，破坏两国的联盟，以便各个击破。张仪骗楚王说，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，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。楚怀王贪图便宜，便当真和齐国绝交。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，不是六百里。楚怀王大怒，就兴兵伐秦。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，弄得损兵折将，丧权失地。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，和齐国恢复邦交。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。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，说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才甘心。张仪居然来到楚国，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，竟又安然返国。

　　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，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，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这样，又上了秦国的当。其后，诸侯兵击楚，楚又大败。其后，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，屈原劝他不要去，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。果然一到秦国，秦国就不放他回去，要挟他割让土地，终至客死于秦。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，反而向秦屈膝，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，放逐屈原。后来楚竟为秦所灭。

　　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，秦国就不敢侵犯；亲秦，就吃秦国的大亏。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。本传说屈原的《离骚》是“上称帝喾，下道齐桓，中述汤武，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”他还慨叹说：“人君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。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”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，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。从屈原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。

　　《离骚》里说：“皇天无私阿兮，览民德焉错辅。夫惟圣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顾后兮，相观民之计极。夫孰非义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?”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，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，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。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，要选贤与能，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。因此，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是正确的。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，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。他说：“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，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”

　　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，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。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，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，对内则宠任奸佞，听信谗言。屈原虽系贵族，并非近亲；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，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。《离骚》里说：“世溷浊而嫉贤兮，好蔽美而称恶。闺中既以邃远兮，哲王又不悟。”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。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，挽救楚国的危亡，坚决地起来斗争。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：“众皆竞进以贪婪兮，凭不厌乎求索。”“固时俗之工巧兮，规矩而改错。背绳墨以追曲兮，竞周容以为度。”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，是非颠倒。《怀沙》里说：“玄文幽处兮，蒙谓之不章；离娄微睇兮，瞽以为无明。变白而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；凤皇在兮，鸡雉翔舞。”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：“惟夫党人之偷乐兮，路幽昧以险隘。”因此，他宣称他决不妥协：“何方圜之能周兮?夫孰异道而相安?”屈原修德立行，忠心耿耿，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，可是怀王竟然不识，反而信谗疏远：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谗而怒。”楚国弄到濒于危亡，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，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。他说：“怨灵修之浩荡兮，终不察夫民心。”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，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。他叙述屈原作《离骚》的原因是这样的：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”又说《离骚》“自怨生”。说“疾”，说“怨”，可见司马迁认为《离骚》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。